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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Topic: 中印佛教关系  (Read 3349 times)
michael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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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November 17, 2006, 07:43:02 pm »

http://doorway.fjnet.com/fojiao/01fjsl/zygx.htm
   

  佛教创始于印度,中国的佛教是由印度传入的。
  佛教何时从印度传来,从古以来传说不一。有的说秦始皇时(公 元前246-210,接近阿育王在位时)就有外国沙门释利防等十 八人赍佛经来中国(《历代三宝记》卷一等)。随后又有汉哀帝元寿 元年(公元前2),博士弟子秦景宪(一说景卢)从大月氏国的使者 伊存口受浮屠(佛)经之说(《三国志》裴注引《魏略·西戎传》)。 而最通行的传说,则是东汉永平七年(64)明帝夜梦金人,即遣郎 中蔡愔等往天竺寻访佛法;至永平十年(67)邀同中天竺僧摄摩腾、 竺法兰并赍所得的佛像和《四十二章经》等,用白马驮来洛阳,并招 待于鸿胪寺内。随后就在洛阳城西雍门外修建白马寺,并请他们在寺 译出了所赍来的《四十二章经》等。一般认为这是中国正式有佛教、 有寺院、有佛像和经典译出的开始。
  但在这以前即永平八年(65),汉明帝之弟楚王英已曾“为浮 屠斋戒祭祀”,明帝给他的诏书中,就有“伊蒲塞”(即优婆塞)、 “桑门”(即沙门)等语(《后汉书》卷七十二)。可见那时佛教确 已由印度传入中国无疑。又相传汉明帝曾允许阳城侯刘峻等出家,又 允许洛阳妇女阿潘等出家,为中国有僧尼的开始(《僧史略》卷上)。 显然其时已有印度和西域沙门来中国弘传佛法了。其后,桓帝于宫中 立浮屠祠,修华盖之饰,而民间奉佛也逐渐兴盛。从那时以来,由西域来华的僧人 有安息国的安世高、安玄,大月氏国支娄迦谶、支曜,康居国康巨、 康孟详等;而直接由印度来华传弘佛教的僧人,则有竺佛朔、竺大力 等。其中竺佛朔于汉桓帝时(147-167)赍着梵本来到洛阳, 于灵帝光和二年(179)译出《道行》、《般舟三昧》等经二部三 卷,月氏僧支谶并为传言。竺大力则和康孟详共译出天竺僧昙果从迦 维罗卫赍来的梵本《修行本起经》。他们对于中国佛教的兴起给了有 力的启发。又如汉末徐州牧陶谦部下的笮融,于广陵、丹阳等处大起 浮图祠(佛寺),并制涂金铜像,及造堂阁容三千人,令悉读佛经, 浴佛饭众。乃至当时远居交州的苍梧牟融,也著有《理惑论》,以弘 护佛教。证明这时印度佛教在汉地的传播已相当广泛。
  另在中国新疆地区,当时所谓三十六国的西域一带,佛教早已由 印度传入。据传,公元前一世纪中,有毗卢折那(据《大唐西域记》 卷十二,《洛阳伽蓝记》卷五作毗卢旃,《魏书·西域传》作卢旃) 阿罗汉由迦湿弥罗来到于田弘化,于田王为建赞摩大寺,是为于田地 区有佛教的开始。接着,龟兹、疏勒、莎车、高昌等地方也陆续传入 了印度的佛教,并建造伽蓝。至公元一、二世纪间,这个地区的佛法 已相当兴盛。即如三世纪初,葱岭东麓的蒲犁(《大唐西域记》卷十 二作朅盘陀国,今新疆省塔什尔干塔吉克族自治县)王,听说在天竺 和马鸣、龙树、提婆并称“四日”的经部本师鸠摩罗多于呾叉始罗国 弘化,即兴兵胁迎尊者来到蒲犁,建大伽蓝,盛弘佛教。同时,天竺 风格的石窟和犍陀罗式造像以及壁画等佛教建筑和艺术,也在龟兹、 于田一带发展起来。 公元三世纪间,有中天竺僧昙柯迦罗于曹魏嘉七年中(249- 253)来到洛阳,鉴于汉地沙门只是剃发而没有禀受皈戒,又举行 斋忏时仍用传统的祠祀礼节,认为不合佛制,遂译出《僧祇戒心》一 卷,邀当地梵僧为立羯磨法传戒。这是佛教戒律在汉地流传的开始。 又有天竺僧维祇难和竺将炎,于孙吴黄武三年(224)结伴携梵本 来到武昌,译出《法句经》等二部六卷;维祇去世后,他的同侣竺将 炎于黄龙二年(230)在杨都(今南京市南)译出《摩登伽》、 《佛医》等经四部六卷。魏陈思王曹植曾依照梵僧歌咏的声调,运用 佛经的题材以汉地文辞来制造梵呗,为中国佛教音乐文学的开始。这 时汉地沙门朱士行感觉到丝佛朔传来的《道行经》梵本还不完备,开 始于甘露五年(260)往于田求得《大品般若经》的梵本九十章, 嘱咐他的弟子弗如檀等带回洛阳,由出生于中国的天竺人竺叔兰和于 田沙门无罗叉,于西晋元康元年(291)在陈留共同译出,称为 《放光般若经》三十卷。随后又有敦煌沙门竺法护也到西域,学会了 当时所谓三十六国语文,求得胡本经典二百余部,回到汉地。他在沿 途及长安,共译出《般若》、《方等》大小乘经一百七十五部,三百 五十四卷。
  中国佛教到了西晋时代(265-316)已经是“寺庙图像, 崇于京邑”(《出三藏记集》卷十三),而出家沙门也渐渐增多。据 《高僧传》卷九说,其时天竺僧耆域,泛海到扶南(今柬埔寨),经 交(今越南北部)、广、襄阳,于晋惠帝末年(306)来至洛阳, 为人医病,很有效验。他认为汉地沙门衣服华丽,不合僧制,而教人 摄制三业,修行众善。后来洛阳兵乱,他仍还印度。至东晋时(317—420),天竺僧人来 华的渐多。罽宾僧僧伽跋澄,历游诸地,于苻秦建元十七年(381) 抵达长安,译出《鞞婆沙论》等三部二十七卷,释道安等相与校定。 又有天竺僧昙摩蜱也来长安游化,于建元十八年(382)译出《摩 诃般若波罗蜜钞经》一部五卷。又有罽宾僧僧伽提婆,也于建元十九 年(382)来到长安,译出《阿毗昙八犍度论》等二部四十六卷。 后赴洛阳,转登庐山,慧远请译《阿毗昙心论》等三部七卷。隆安元 年(397)他游于建康,应请讲《阿毗昙》。同年更译出《中阿含》 及核订《增一阿含》。这时又有出生于西域的天竺籍僧鸠摩罗什(3 44—413),是一位对中国佛教起过重大影响的杰出学者和翻译 家。他精通印度佛教和五明等学问,智辩无碍。后秦弘始三年(40 1)姚兴将罗什迎至长安,待以国师之礼,并请住西明阁和逍遥园, 广译经典,前后所译共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他于弘始十五年(4 13)七十岁时,在长安逍遥园逝世,遗体依天竺习惯焚化。但他的 业绩和名誉将随着中国佛教和中印人民的友谊而长存不朽。又当时来 华的天竺僧人,还有罗什的导师佛陀耶舍。他于弘始十二年(410) 译出《四分律》,随后又译出《长阿含》等经,共四部八十四卷。罗 什逝世后,辞还罽宾。同时又有罽宾僧弗若多罗,于弘始年中(39 9—415)来至长安,弘始六年(404)义学沙门六百余人集于 长安中寺,请他诵出萨婆多部《十诵律》的梵本,罗什译为汉文。才 译出三分之二,多罗即因病去世。随后又有天竺僧人昙摩流支,携着 《十诵律》的梵本于弘始七年(405)秋来到长安,庐山释慧远寄 书请他和罗什继续译出此律,共五十八卷。这时又有罗什在龟兹的老师罽宾僧卑摩罗叉,闻罗什在汉地 弘法,也于弘始八年(406)来到长安,罗什即以师礼相待。罗什 去世后,他又去到寿春(今安徽寿县)弘传律学,并将罗什所译的 《十诵律》最后一诵改为《毗尼诵》,而扩充为六十一卷。又曾往江 陵辛寺开讲《十诵》,并实行夏坐。又有罽宾僧昙摩耶舍,于晋隆安 年中(397—401)来抵广州,住白沙寺,善诵毗婆沙律,并译 出《差摩经》一卷。至义熙中(405—418),北至长安,和另 一位天竺沙门昙摩掘多共译出《舍利弗阿毗昙论》二十二卷。又译出 《乐璎珞庄严经》一卷。他又游化江陵,大弘禅法。至宋元嘉中(4 24—452),辞还西域。这时又有一位中天竺僧昙无谶,携着 《大涅槃经》前分等梵本经于田、龟兹,于北凉玄始年中(412— 427)来抵姑臧,受到凉主沮渠蒙逊的优礼接待,并被邀请译经。 他因不懂当地语言,未肯即译,于是学语三年,并得河西僧慧嵩、道 朗的帮助,才译出《涅槃经》的初分;随后遣使至于田寻得后分,又 继续译出。又应请译出《大集》、《佛所行赞》等,总共十九部一百 三十一卷,为仅次于罗什的杰出学者和大翻译家。由于他的译品在后 世的弘传,遂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涅槃学派。
  这一期间,中国沙门中出现了一个往天竺求法的热潮。而第一个 去印度巡礼佛迹,求取经律,并获得巨大成绩的是中国僧人法显。他 于东晋隆安三年(399)由长安出发西行,在巴连弗邑住了三年 (405—407),得到大量经律论梵本,转经锡兰住了两年,于 义熙八年(412)循海道归国。先后与在晋地弘法的梵僧佛陀跋陀 罗共译出《大般泥洹经》、《摩诃僧祇律》等五部四十九卷。他还介绍自己西行的经历和天竺各地佛教 情况,写成《历游天竺记传》一卷。其中并记录了许多有关印度古代 史地的资料,为至今世界东方学者所重视。同时还有和法显在张掖相 遇,西行后又分散的凉州僧宝云,也越过葱岭入北印度,历游天竺诸 国,瞻礼佛迹,广学梵书。后归长安,转至晋京,在道场寺,先后译 出《新无量寿》、《佛本行》等经,四部十七卷。他也曾将游履国外 的经历写成记传(今佚)。又和他们结伴西行的凉州僧智严,也经由 另一条路进到罽宾,从当地摩天陀罗精舍僧佛驮先谘受禅法,修学三 年,并邀着该地禅匠佛驮跋陀罗来至长安弘法。他后来也被请到宋京, 居枳园寺。于元嘉四年(427)译出《无尽意菩萨》、《法华三昧》 等经,十部三十一卷。智严后又和他的弟子智羽、智远等泛海重到天 竺,谘访贤达,然后步行东归,走到罽宾,中途逝世,年七十八。其 时另有冀州僧慧叡,曾从四川的西南,翻越山岭,去到印度,一直抵 达南天竺。对于当时天竺各地的音译诂训,殊方异义,全都通晓。后 又回到庐山,转至长安,入鸠摩罗什门下,帮助传写。罗什在译经时 常和他商谈梵汉语文体裁同异等问题。他后来也到建业,住乌衣寺, 讲说众经。又有雍州僧智猛,于姚秦弘始六年(404)结合同志十 五人,从长安出发,攀登葱岭,而九人退还,二人身死。智猛等五人 共度雪山到罽宾国,又行经迦维罗卫、拘尸那、伽耶、华氏城各地, 观礼佛迹,并获得《大般泥洹经》、《僧祇律》等梵本东归。同行三 人又在途病故,智猛和昙纂回到凉州,译出《大般泥洹经》二十卷; 后来入蜀,并将西行经历写成传记。其时正当印度笈多王朝(320 — 590)。相传又有中国沙门二十余人,从蜀川牱道出至印度, 朝礼摩诃菩提圣迹。时室利笈多大王见而敬之,遂施地建造了一所 “支那寺”,供他们居住,并划给二十四个大村庄,以充供养。可见 中国僧人在印度求法时所受的优遇和中印两国友谊的绵远。   当时中印僧人往来,主要通过冰天雪地的帕米尔高原、大小雪山 和沙漠地带,他们“忘形殉道,委命弘法”(《高僧传》卷十四)的 精神,成为中印佛教文化交流的支柱。
  印度佛教造像和石窟开凿的风气,也给中国佛教界相当大的影响。 如秦苻坚曾以金箔倚像,金坐像、结珠像、金箔绣像、织成像等各种 造像赠与释道安(《高僧传》卷五《道安传》),而释道安、竺道一 和名艺术家戴逵父子等也均造有各种精妙的佛像。又苻秦沙门乐僔和 法良先后在敦煌鸣沙山穿凿石窟造石佛像,为敦煌莫高窟造像的开始。 紧接着沮渠蒙逊也在三危山凿岩造像。
  到了南北朝时代,佛教在中国日益兴盛。当时天竺各国屡次遣使 来华通好。梁武帝亦于天监元年(502)遣郝骞、谢文华等八十人 至中天竺舍卫国请得释迦旃檀像归来供养(《佛祖统记》卷三十七)。 时中天竺优禅尼国王子月婆首那在梁京,被任为“总知外国使命”。 另在北魏景明四年(503),南天竺国并以辟支佛牙献赠于魏( 《魏书》卷八)。其时北魏大兴佛法,天竺、西域各地沙门来洛阳者 有三千人。
  这一时期来中国江南译经的天竺人士,首先有罽宾僧佛陀什,于 宋景平元年(423)到扬州,当地众僧请他于龙光寺将法显赍回未 译的弥沙塞律梵本译成《五分律》三十四卷,同教第一辑第时又译出这部律的《戒本》和《羯磨》各一卷。随后又有罽宾僧 求那跋摩,经狮子国、罽婆国来到广州,于元嘉八年(431)正月 到达宋京,住祇洹寺。译出《菩萨善戒》、《菩萨内戒》等经十部十 八卷。同时天竺舶主竺难提曾数数往来中印间,从事海上贸易,并曾 先后将《大乘方便》、《请观世音》等经梵本三部译成汉文五卷。又 有天竺僧僧伽跋摩,于元嘉十年(433)经由西域来到宋京,受请 住平陆寺,流布道化。从元嘉十一年开始,在长干、平乐等寺译出 《毗尼摩得勒伽》、《杂阿毗昙心论》等五部二十四卷。于元嘉十九 年(442)随西域商人仍还天竺。又有天竺僧僧伽罗多哆,于宋景 七年(423)来到建业,过着天竺沙门的乞食生活,宴坐林下。后 于元嘉十年在钟山建造精舍,名宋熙寺。阇宾僧昙摩蜜多,历经龟兹、 敦煌、凉、蜀、荆州来到建业,以禅法教授学人,译有《观普贤行法 经》、《禅秘要经》等十二部十七卷。并于元嘉十二年(435)在 钟山营建定林上寺。中天竺僧求那跋陀罗,经狮子国泛舶于元嘉十二 年(435)来到广州,宋朝廷遣使迎至建业,住祇洹、东安等寺及 荆州辛寺,前后译经五十二部一百三十四卷。   南齐时又有中天竺僧求那毗地,于建元初(479)由南海来到 齐京,住毗耶离寺。至永明十年(492)译出天竺大乘师僧伽斯那 所抄集的《百喻经》,又译《须达经》等共三部六卷。又有中印度沙 门昙摩伽陀耶舍,于齐建元三年(481)在广州朝定寺译出《无量 义经》一部,后来传到齐京缮写流布。梁代又有西天竺优禅尼国僧真 谛,原在扶南国弘化,于大同十二年(546)来到南海,太清二年 (548)到达梁京。前后译出《解节》、《金光明》等经,《摄大乘》、《俱舍》、《唯识》、 《十七地》、《佛性》、《中边》等论及诸记传共四十九部一百四十 二卷。他所译的,很多是印度法相唯识学的重要论著。其中由于他译 述的《摄大乘论》,为中土僧人们所弘传讲习,遂至形成了一个摄论 学派。
  同时来到中国北朝弘法的天竺人士也颇多。天竺禅师佛陀,于五 世纪后期来到恒安(今大同市附近),受到北魏孝文帝的礼敬,并应 请于北台石窟结众习禅。至魏都南迁洛阳,他也随行,并时往嵩山静 养,当时为他建造了少林寺。这时随他受学的经常有数百人,学禅的 僧稠和地论兼律学大德慧光,都曾出于他的门下。又有南天竺禅师菩 提达摩,也于五世纪末历经江南来到魏地,见洛阳永宁大塔,认为庄 严精丽,为历游诸国所未尝见。他在嵩山少林寺弘传禅学,门下慧可、 道育等都得了法,后来递传而形成一个盛大的禅宗流派。又有南天竺 僧昙摩流支,于六世纪初来至洛阳游化,时北魏宣武帝盛兴佛教,流 支于景明二年(501)至正始四年(507)译出《信力入印法门 经》等三部八卷。又有北天竺僧菩提流支,于永平初年(508)来 游洛阳,受供养于永平大寺。当时来洛梵僧七百人,以流支为译经首 席,从初译《十地经论》一直到后来移至邺都,前后将三十年,讲译 不辍。所译经论共三十部,一百零一卷。
  又有中天竺僧勒那摩提,也于北魏正始五年(508)来洛阳, 应请译《十地经论》,与菩提流支合作分工,后又译出《宝性》、 《法华》、《宝积》等论,三部九卷。摩提慧解深利,尤明禅观,宣 武帝每令讲《华严经》。同时还有北天竺僧佛陀   中国佛教第一辑第202页   扇多,也于北魏永平元年(508)在洛阳内殿参与《十地经论》 的翻译,随后又在洛阳白马寺和邺都金华寺译出《十法》、《如来狮 子吼》及《摄大乘》等经论共十部十一卷。又有北天竺僧毗目智仙和 南天竺婆罗门瞿昙般若流支,于北魏熙平元年(516)同游洛阳, 后又转至邺都。毗目智仙于兴和三年(541)在邺都金华寺译出经 论五部五卷。般若流支则在智仙指导下,从元象元年(538)到兴 和末年(543)在金华寺等处译出《正法念处》等经,《顺中》、 《唯识》等论,十八部九十二卷。他是天竺婆罗门来中国大量翻译佛 经的第一人。般若流支的长子达摩般若,也继承父业,从事传译,北 齐时任职为僧官“昭玄都”。北周毁佛后转任俗官“洋州洋川郡守” (今陕西洋县),足见天竺人士在古代中国所受的优遇。又有北天竺 僧那连提黎耶舍,于北齐天保七年(556)来到邺都,受齐文宣帝 优礼,应请在天凭寺译经。当时齐朝廷三藏殿内有梵本千余筴,均送 请翻译。他从天保八年(557)到天统四年(568)先后译出 《大集月藏》、《月灯三昧》等经论共七部五十一卷。随即被任为 “昭玄都”,又转为“昭玄统”,并以所得的俸禄在汲郡(今河南汲 县)风景胜地建立了三所寺院。后周毁佛时,他外著俗衣,仍避居当 地。又中天竺僧阇那耶舍和阇若那跋达啰,偕同他的两弟子北天竺沙 门阇那崛多、耶舍崛多,于北周武成元年(559)经于田、鄯州等 地来到长安,住草堂寺,被周明帝延见,谈论佛法,并建造四天王寺 以供他们居住。阇那耶舍于保定四年(564)到建德元年(572) 在寺译出《大乘同性》、《大云请雨》等经六部十五卷。耶舍崛多译 出《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等经论三部八卷,阇那崛多又译出《金色仙人问经》一部二卷。后阇那崛多被请入蜀,任益州 僧主,在龙渊寺又译出《佛语经》、《法华经普门偈》等三部三卷。 后周武帝毁佛,命他们入京,重加爵禄,劝从儒礼,他们坚决不从, 被许西归。
  南北朝时代由南方前往天竺求法的沙门,首先有幽州高僧昙无竭, 集合同志僧猛、昙朗等二十五人,于刘宋永初元年(420)赍着幡 盖供养资具西行,经罽宾等国,礼拜佛迹,并随处受学,辗转到中天 竺,同侣中有二十人先后在途中身死。无竭等历访舍卫诸国,至南天 竺泛舶归宋,译有《观世音受记经》一卷,所历行程,别有记传。又 有高昌沙门道普,曾游西域、天竺,能梵语梵书,后于元嘉年中(4 24—453)宋文帝资遣他同书吏十人西行求经,他也有过一部游 履异域的记传。又有酒泉沙门慧览,曾到罽宾,从达摩比丘谘受禅律, 后来东归,行至于田,当地诸僧多从他受戒。到宋京时,金陵禅僧也 从他受学。又有南齐定林上寺僧法献,于宋元徽三年(475)西行 求法,因葱岭栈道不通,遂于于田获得北天竺乌苌国赠来的佛牙一枚 及佛舍利、梵本经等回到宋京,建佛牙阁,礼敬供养。
  另由北朝出发西行的有元魏沙门道药,于魏武帝末年(451) 经疏勒、葱岭去到天竺僧伽施等国,回国后也有《记传》一卷。北魏 崇立寺沙门惠生和敦煌人宋云,于神龟元年(518)由魏太后资遣 西行求法,到北天竺乌苌、乾陀罗诸国,得到梵本一百七十部,于正 光二年(521)返国,他两人也分别撰有《行记》、《家记》(均 佚)。北齐沙门宝暹、道邃、僧昙、智周、僧威、法宝、智昭、僧律 等十人,于武平六年(575)西行求法,往返七年,获得梵本二百六十部,归途行 至突厥,遇天竺僧阇那崛多。宝暹等于开皇元年(581)返至长安, 并奏请朝廷邀崛多来京,从事翻译 。
  关于中印语文的沟通,这一其中有曾游南天竺的高僧慧叡,于刘 宋时应文学家谢灵运的谘问,著《十四音训叙》,条列经中梵汉音义, 昭然明了(《高僧传》卷七)。又西天竺僧真谛,也在翻经的同时, 纂集梵文词语,撰成《翻外国语》七卷(已佚)。另在北朝六世纪初, 洛阳融觉寺中国僧昙无最,撰成《大乘义章》一部,北天竺僧菩提流 支见之弹指称善,并将他的著作翻成梵文,寄传西域(《续高僧传》 卷二十三)。这是第一部汉译梵的中国佛教撰述。
  隋唐时代,为中国佛教义学的成熟时期。首先是隋朝统一了南北 两朝,复兴佛教,原在北周任郡官的中天竺婆罗门般若流支的长子达 摩般若,奉令仍职掌翻译,他于开皇二年(582)译出《业报差别 经》一部一卷。时北天竺僧那连提黎耶舍,原在北周混俗隐居,隋帝 即礼请他至长安大兴善寺,重事弘译。又有北天竺僧毗尼多流支,于 开皇二十年(600)来游长安,应请译出《大乘方广总持》等经二 部二卷。据越南佛教史籍传称,他曾在隋受中国禅宗三祖僧璨的传授, 后即于归途在交州(今越南北部)弘演禅法,形成越南前期的禅学一 派。又有南天竺高僧达摩笈多,历经葱岭、龟兹、高昌来抵瓜州。以 开皇十年(590)奉隋文帝旨延入长安,住兴善寺,与阇那崛多共 参传译。后来崛多去世,他即主持译事,从大业初年(605)至大 业末年(610),先后在洛阳上林园翻经馆译出《大方等善住意》、 《菩提资粮》等经论共九部四十六卷。同时隋东都上林园翻经馆僧彦琮,也精通梵学,时有天竺王 舍城梵僧,来谒隋帝,事后将还本国,请求《仁寿舍利瑞图经》和隋 朝《祥瑞录》,即敕彦琮翻汉为梵,合成十卷,传往天竺。
  唐代中印佛教文化的沟通更为畅达,据《释迦方志》所说,唐初 的中印交通往来有三条路线:一为由长安经清海(今青海)贯通吐蕃 (今西藏)、尼波罗(今尼泊尔)往印度的东道;一为经瞿萨阇那 (今和田)等天山南路,越葱岭,过大雪山(今兴都库什山),入西 北印度的中道;一为经屈支(今库车)等天山北路,越葱岭北面,通 过迦湿弥罗的北道。此外,还有如《新唐书·地理志》所说经云南、 骠国(今缅甸)往东印度的陆行路线,以及由广州经南海诸国沿岸, 过新加坡海峡,往印度的海行路线。
  当时唐梵沙门往来频繁。这一时期来到中国的印度佛教人士,有 中天竺那烂陀寺僧波罗颇迦罗蜜多罗来唐朝西北可汗叶护地区行化。 时唐高平王于武德九年(626)入蕃和他相见,即邀他于同年十二 月来抵长安,敕住大兴善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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