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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ji]

怀念伯希和
Remembering Paul Pelliot, 1878-1945
原载《美国东方学会杂志》卷119之3（1999年7-9月），467-472页。

老冷译，云中君校

最近我拜访了两位汉学家的书房，他们一个三十多岁，一个四十多岁。这两位的书房里都
有伯希和的照片，而伯希和早在他们尚未出生的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去世了。事实上伯希和
的许多著述仍然被广泛阅读，他的非凡人格似乎依然唤起人们的兴趣，博得人们的崇敬。
的确，光就卷帙而言，他死后出版的遗著比他生前出版的还要多。

我有三个将以下的回忆写成文字的理由。我是熟悉伯希和的学者中唯一还在世的。其次，
所有以称颂为目的的有关伯希和文字从不提他的缺点。第三，以前的作者主要强调了他在
敦煌文书方面的工作和他对汉学的贡献。这当然不错，但可以说，他们讲述的都是年轻的
伯希和。很少人提到他的晚年和他对阿尔泰研究的贡献。我的注意力正是要集中到他生命
中的这一时期，以及他在这一领域研究的贡献。在此我斗胆从一个与众不同的角度来呈现
他。当然，这样的回忆帶有过多涉及讲述者本人所关心的方面的危险，我不敢肯定我能完
全避免这一缺陷。

我与伯希和来往只有短短的六年时间，从1939年到1945年10月26日他去世。在幾個不同的
層面上，那些是決定命運的歲月，对我们这些生活在德国占领下的法国的人来说尤其艰难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39年8月初，那时候我带着匈牙利教育部的微薄资助来到巴黎，表
面上是为了准备我的博士考试，实际上是要见识伯希和并跟他学习。我在布达佩斯的两个
老师，一个是李盖提（Louis Ligeti），他自己曾与伯希和一起工作了三年；另一个是伟
大的突厥学家Gyula Németh，话别时他告诉我，我即将见到的伯希和是一个“拥有无限知
识”的人。事实上我更早就與伯希和有過接觸。我在19岁时寄给他一篇十分糟糕的文章以
求发表，他从来没有回信说他收到了，然而出于不可思议的原因，他把它发表在《通报》
上。后来我一直没有鼓起勇气去问他这样的事怎可能发生，因为我怕他会在我身上认出寫
出那可笑作品的原因。 那时我23岁，到达巴黎之后不久，就穿上正式服装、戴着帽子和手
套，去拜访伯希和。我受到的接待，簡單的說，是相當反高潮的。他穿着睡衣打開他位于
 Foch 路 Dennery 博物馆（Musée Dennery）顶层的公寓的門。他甚至沒让我走到前厅，
只说他10月会在法兰西学院开课，我可以去听。这不是一个热情的欢迎，和我1937和1938年在柏林分别受到 Erich Haenisch 和 Otto Franke 的接待相比，
反差尤其强烈。在时间的进程中，这个初始的印象不需要修改。第一眼的和善与亲切絕不
是伯希和的主要性格特征。

伯希和是一个獨來獨往的人和学者，他未曾创造一个学派，没有一个他自己的学术机构，
身边也没有一群崇拜他和为他提供帮助的学生。如今即使是小学院的年轻教授们，也依赖
研究助手的服役，和我们现在的这种做法相反，伯希和甚至连个秘书都没有，至少在法国
没有（或许当他在河内的时候，曾有几个中国人为他工作）。他自己的论著都是他自己手
写的，字迹瘦小的而又不容易辨认。看起来他从来没有拥有过一台打字机。在他生命的最
后几年，我是他在高等汉学研究所（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阿尔泰研
究方面的正式助手，但这不过是一个客氣的稱呼，可以说是为了充实我的履历表才给我的
。他从没有要求我为他完成任何学术性的任务。我主要的职责，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
在于给他提供香烟，这在那些战争岁月是不易搞到的。他是一个老烟枪。他去世前不久—
—那时他已经住院了——我去拜访他，一个非常焦虑不安的伯希和太太接待我。伯希和嚷
嚷着要香烟。我身邊一根都没有。我指出不久前我带来的香烟是足够他抽好长一段时间的
。“我知道，塞诺，”她回答，“可是真糟糕，我以为他要死了，我就自己把这些烟都抽
完了。”

伯希和只有很少的几个在最严格和传统的意义上的弟子。其中坚持从事研究的人中，我知
道的有李盖提、柯立夫（Francis Woodman Cleaves）、韩百诗（Louis Hambis）、石泰安
（Rolf Stein）、巴赞（Louis Bazin）、还有我自己。如果我偶然遗漏了一、两个，我很
抱歉，可是那的确是非常小的一个团体。无疑，韩百诗——他的角色差不多快到研究助手
了——是與他最親的。不过对此我后面还要多说一点。

在我们第一次简短的见面之后不久，然而并不是因为这次见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法兰西学院在其管理部门的一阵迟疑之后，决定还是开始秋季的课程。伯希和由于他的年
龄，不能從軍，而且他发现他也不能接受提供给他的战时職位。他不能容忍在一个等级序
列里，他的位置不是在最顶端。这样，他繼續教课，這对于我来说是极大的幸运。这些课
程分为两类：一类是讲给人听的，即讲给广大的公众听，另一类是为他的学生开的。在他
后一类的课程上，他根本不考虑我们的知识水平。我鲜明地记得在那门课开始的时候，他
宣布这门课是基于《唐书》的《黠戛斯传》。为数不多的听课人中包括我自己在内並不能
读中文的事实并不影響他的決定。我在第二次上课之前便已自己学会了如何使用中文辞典
，而且对这篇文字的头几句的内容有了模糊的了解，伯希和对这幾行有极好的注释，那的
确是令人眩目的火花。如果有外人意外闯进他的讲堂（法兰西学院的讲座向任何人开放，
学院的箴言是Docet omnia，即“无所不教”），他的专门會變的更加變本加厲。当这个冒
失的家伙飞逃而去，伯希和带着点满意地评论道：“On est de nouveau entre nous（你
们之中又来了个菜鸟）。”

他是一个迷人的演讲者，有着悦耳的声音，无论问题多么专门，他的陈述都是用美丽而清
澈的法國方式进行，不夹杂任何“ahhs”或“ers”这类哼哼哈哈的声音。他用笔记，但没
有准备好的讲义。他允许打断、提问，他也经常以这样的公式对我们提问，“Monsieur X
 nous dira sans doute…（某先生无疑会对我们说……）”回答他的问题，要承担相当大
的风险。光是一个聪明的意見或提供一些伯希和所不知道的信息，是不够的，还必须使用
完美的法语。他对法语语法错误的耐心为零，他对语言错误的反应常常是直率甚至是無禮
的。在这方面我很幸运，我曾在瑞士法语區的寄宿学校读过几年，所以总的来说我还能够
正确地表达我自己。

谦逊决不是伯希和的强项：这种特点他根本没有。他不能容忍自相矛盾，也不喜欢那些在
他看来侵入到他领域的人。他對培养年轻的汉学家完全没有兴趣。石泰安在极有实力的葛
兰言（Marcel Granet）那里找到了庇护所。戴何都（Robert des Rotours）身为贵族是独
立自主的，他的举止和财富均给伯希和留下了印象。至于韩百诗，他勤勉地翻譯了大量的
元代中文文献。伯希和在注释這些譯稿時展示其渊博学识。至于不打算长期留在法国的我
，結果是清楚的。我虽然不可能对伯希和的任何观点作出挑战，但我在匈牙利得到的扎实
的学术训练（我是不是该说是類似於新兵训练营的经历？），使我能时不时地引证主要是
突厥语和芬-乌语（Finno-Ugric）领域的证据，相当令人诧异的是，伯希和对此并不熟悉
却又很感兴趣。因而他对我是惊人的慷愷，到了在他为我写的推荐信中有一些錯誤。在写
于1942年7月11日的一封介绍信里，他写我初到巴黎时 “solidement préparé pour le
 turc（已经打下了突厥语的坚实基础）”；在另一封信（1942年10月1日）里，他甚至寫
的更夸张了：“M. Sinor, familier des langues fino-ugriennes, connait égalemen
t bien le turc dans toutes ses formes et dans tous les temps.（塞诺先生熟悉芬-乌系各语言，也同样了解各个时代、各种形式的突厥语）。” 值得注意
的是，这些远远超出了事实和必要性的赞扬，把我派到了汉学界以外的位置。伯希和只支
持那些其兴趣停留在他的私人狩猎区以外的人。现在我对此的认识要比当年清楚得多了，
而且我可以肯定，他的这种态度更多地出自本能而非故意。可以料想，一个年轻的汉学学
生永远也不可能達到伯希和的标准，因此也不会引起“Maitre（大师）”的兴趣。

伯希和特别不喜欢那种看来要侵入他的内亚区域的人。让我举几个例子。对他来说，斯文
赫定（Sven Hedin）纯粹是一个无知的旅行者，而且他从来没有说過斗膽在他之前发现敦
煌宝藏的斯坦因（Sir Aurel Stein）一句好话。然而他愿意承认斯坦因委托沙畹（Chava
nnes）整理那些斯坦因自己不能阅读的文书的貢獻。他永远不能原谅Erich Haenisch出版
和翻译了《蒙古秘史》，因为这一文献的许多段落在许多年里都出现在伯希和的文章里和
课堂上。伯希和对这一重要文献的部分译文 ，在他的身后才出版。但说实话，总的来说它
并没有比 Haenisch 的译本更好。不过应当记住，可能正是因为不满意自己的翻译，伯希
和本人从来没有出版它。在Otto Franke的全部作品中，伯希和所能侦察到的仅仅是在重建
外国人名方面的错误，而不是Franke 写作大规模的历史综论的优点。

他偏爱的学者（当然，都已故去）是裕尔（Henry Yule）、马迦特（Joseph Marquart）、
劳费尔（Berthold Laufer）和Bretschneider。他常常提到裕尔的“robuste bon sens（
健全的知识）”，他与裕尔一样偏好早期旅行家。裕尔的《东域纪程录丛》（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对马可·波罗的研究，和Hobson-Jobson，总在伯希和的引据之列，
而且即使有什么订正的话，也出之以尊敬和友善的口吻。至于令人难以容忍的马迦特，伯
希和跟我们大家一样，对于他知识的宽广望而生畏 。

在德国的吐鲁番探险队的学者中，他偏爱的是勒·柯克（Le Coq，也许因为他的法国祖先
）；他尊敬缪勒（F. W. K. Müller），而且他热衷于讲述格陵威德尔（Grünwedel）在
圣彼得堡和一个高级妓女的風流韻事。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他故意忽視 Otto Franke，
除了他的错误。然而，他有足夠的客觀让艾伯华（Wolfgang Eberhard）的开创性著作《中
国周边民族的文化与定居》（Kultur und Siedlung der Randv?lker Chinas）作为《通报
》的增刊出版。的確，艾伯华在當時自愿流放到土耳其，而他的书和Hobson-Jobson的一样
，成为伯希和的信息富矿。在伯希和所厌恶的人的名单里（bêtes noires），荷兰汉学家
J. J. M. de Groot 是居於首位的。至于匈牙利的东方学家，他几乎从不提及有強勁实力
的李盖提——我怀疑他把李盖提看作他自己的克隆——但是他以很深的敬意谈起名声较小
的Nándor Fettich，简单而合理的原因是，Fettich掌握伯希和以前不知道的、关于阿瓦
尔人（Avars）的考古资料。在同时代学者中，他总是满怀敬意和友爱之情地提到慕阿德（
Rev. A. C. Moule），他们合作研究马可·波罗的文献，以及大主教 Eugène Tisserand
。許多年以后，我在剑桥受到前者、在梵蒂冈受到后者的热情接待。

现在我们的话题到了1940年，伯希和面对德国占领者是不妥协的，而我得极力小心不在我
们的谈话中暴露出我相对的客观性来。当德国的伊斯兰学家和伊斯兰世界的蒙古史专家 B
erthold Spuler 希望拜访他的时候（我从Spuler 本人那里听到这个故事），伯希和让他
知道，“quand nous aurons gagné la guerre（等我们赢了这场战争以后）”，他会愿
意见他。而伯希和从没有认为这场战争已随着贝当签署停战协定而结束。我保存有一封信
，原来是要用作某种证明的，他在信中写下了如下的话：“Je suis moi-même un rési
stant de la première heure, et les points de vue de M. Sinor ont toujours con
cordé avec les miens（我本人从头就是抵抗的，塞诺先生总是同意我的观点）。”我不
知道伯希和是否做过任何反抗德国人的事情，但是他的确从不犹豫地表达他对维希政府官
员的轻蔑。有一个被经常谈论的事件是伯希和拒绝和维希政府一位部长伸出的手相握。更
值得注意的是，伯希和不愿向维希政府申请许可，这种许可对于占领时期亚洲学会（Soci
été Asiatique）继续举行集会是必需的。这样我们所有的集会技術上都是非法的，而学
会会员没有一个人向官方告密。伯希和曾被短期逮捕；不过我不知道这是维希警察还是被德国人干的。

再一次，他对我的看法是極度慷慨的。这里让我用一小段时间把重点从伯希和身上转到塞
诺身上。对于1940年6月法国的战败，我既不吃惊也不伤感。我是匈牙利人，並覺得自己匈
牙利到可於1940年6月成为巴黎的匈牙利研究所（Institut des ?tudes Hongroises）副所
长的地步。所长本人不準備停留在一个正在面临德军进攻的城市里。1940年8月30日，作为
维也纳第二次判决（the Second Verdict of Vienna）的结果，罗马尼亚把特兰西瓦尼亚
（Transylvania）的一部分归还给匈牙利，这一地区是在1920年《特里亚农条约》（Trea
ty of Trianon）之后被割掉的。我觉得我有责任在研究所举办一个招待会来庆祝这一事件
，但我面临着是否该邀请德国人、特别是巴黎的德国研究所所长的棘手问题。一方面，這
個我所欢迎的判决是在德国人的压力下通过的；另一方面，一想到要让胜利者和被征服者
在这个有尊顏的和慶祝性的场合互相面对，我又縮了回去。所以，招待会没有邀请德国人
。我这个基于人情而非政治考虑的决定，产生了持久的后果。大约50到60个人参加了招待
会（我举办的第一次），其中包括我的法国老师们——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格
鲁塞（René Grousset）、突厥学家Jean Deny，当然还有伯希和。我那时只有24岁，对他们的出席既感动又感激。匈牙利总领事作了一个简短演讲，我作了
一个简短演讲，我们唱了忧郁的匈牙利国歌，紧接着就用留声机播放激昂的《马赛曲》。
效果是令人震惊的。在我，这是出于明明白白的对东道国的礼貌，而对于在那裡的法国人
，成為公然维护自己国家主权的表現：《马赛曲》的演奏受到法国的德国占领者的严格禁
止。格鲁塞热泪盈眶地拥抱了我，而一向非常严肃的伯希和长时间地握着我的手；他把一
生都献给了学术，然而他最初及最終都是一个法国人。在無意間，就是在那个下午，我跨
过了我的卢比肯（Rubicon）小溪 ，进入了法国。

好看、优雅、有点军人作风的伯希和，是很受女性喜爱的，而他也欣赏女性魅力。他还看
重优雅的同伴和美食——这是他与韩百诗的亲密关系的关键。韩百诗是个慷慨的、虽然并
非无私的主人。我自己亦是在他位于利圭热（Ligugé）的乡下的家里度过了一些快樂的时
光。我没有关于伯希和家庭背景的資料，不过他可能来自于一个普通的小布尔乔亚（peti
t-bourgeois）家庭，由那里，他的天赋把他推向了法国的最上层社会，他在那里轻松应对
，並非不享受的。我对此有些許察觉，并且在1940年春天，战战兢兢地，鼓起勇氣邀请伯
希和吃晚飯。事實上，宴会不是设在不为人知的学生居所，而是在中国大使馆，我能够使
用他們的場地主要是通过了中国大使的一位随员，她恰好就是我的女友。按说在使馆举行
的任何仪式上，中国女士应当穿旗袍，可是我说服了我女友不理睬这条规矩。穿着高级女
式时装（haute-couture）的她看起来光彩照人，而我必须把判断留给读者去决定这是否是
个纯粹的巧合：就在这次晚宴之后不久，即5月10日，在伯希和与格鲁塞的联合担保下，我
被选为亚洲学会的成员。

我记得，让人钦佩的学者、哈佛的柯立夫，在他那令人悲伤的故去的前几年，他告诉我说
，他在听伯希和授课的那些年里，从没有与他有过任何私人谈话。李盖提的经历也是这样
的，据我所知，他与伯希和之间从没有任何社交接触。他们都没有社交技巧，都不能察觉
到伯希和喜歡優渥的生活，他乐于参与各类甚至是那种带有生命危险的冒险。他在义和拳
时期的英勇使他名声远扬，而且他热情地支持我参加自由法国军队（Free French Forces
）的决定。他对我经营皮大衣的投机生意也表现出相当的兴趣，这个生意支撑我度过了那
些艰难的年月。尽管对伯希和的知识充满敬畏，但我从来没有在社会交往上遭受羞怯之苦
，因而我能够看到他的另外一面。

1942年10月，作为两年前播放《马赛曲》的一个后果，我不得不离开巴黎以避免被逮捕，
我邀请伯希和和匈牙利总领事参加告别告别晚宴（有那么一点拽吧，伯希和喜欢與外交官
做伴）。那是一个非常感人的场景。我妻子和我打算非法穿越當時稱為“自由地带（zone
 libre）”，即尚未被德国人占领的法国南部，然后从那里继续前行到我岳父所在的阿根
廷去。可是当我们到达马赛时，德国人也到了那里，这时他们已经占领了全法国。留在那
里是没有意义的，所以1943年3月中旬我又回到巴黎，伯希和张开双臂接待了我。那时候战
争对于德国人来说已急轉直下，人们可以预见到战争的最终结局。有一天，非常突然地，
伯希和问我战争结束以后我有什么人生计划。坦率地说，一直忙于躲避逮捕、寻找食物和
准备下一篇文章这三重任务的我，对于较为长远的未来毫无计划，我也就这样对他说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时刻。站在他的书房里，没有任何微笑或仁慈的迹象，他专断地对我
说：“Vous devez rester en France. Je m’occuperai de vous（你必须留在法国，我
会照顧你）。” 这是一个命令和一个承诺，“大人”（Grand Mandarin）伯希和发命令、
作决定。在几秒钟的时间里，他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我的幸运在于，在他晚年，当我认识他的时候，伯希和越来越被吸引到内亚历史和阿尔泰
研究上。用个不那么尊敬的方式，我想把他的方法描述为水蛭学问（leech - scholarshi
p）。他會读一本书，將他自己的精力吸引过去，然后出产一部杰作。这部作品对于原著的
基本价值通常只有很小的推进，而更像是一台把读者运载到未开垦的土地的车辆。例如，
巴德利（John F. Baddeley）的《俄国,蒙古,中国》（Russia, Mongolia and China 191
9），激发了伯希和的《卡尔梅克史评议札记》（Notes critiques d’histoire kalmouk
e） ，Spuler的《金帐：蒙古人在俄罗斯》（Die Goldene Horde: Die Mongolien in Ru
ssland 1223-1502） ，产生了伯希和的《金帐史札记，兼考以ar为词尾的突厥语人名与族
名》（Notes sur l’histoire de la Horde d’Or, suivi de quelques noms turcs d’
hommes et de peuples finissant en “ar”） 。即使他的许多文章，如已经提到过的《
关于科曼人》（A propos des Comans） ，或《巴托尔德〈突厥斯坦〉评注》（Notes su
r le Turkestan de M. W. Barthold） ，或《关于回鹘文献中乌古斯可汗传说的札记》（
Notes sur la légende d’Uγuz kaghan en écriture ouigoure） ，都只能算是針對他人著作的附录或大量修正改良。他在阿尔泰语言研究方面的杰作
《13至14世纪今Amuie以h-为词首的蒙古语单词》（Les mots à h-initiale aujourd’h
ui amuie, dans le mongol des XIIIe et XIVe siècles） ，事实上是对兰司铁（Rams
tedt）的一个想法的延伸 。当他分派韩百诗翻译《元史》的两卷或《圣武亲征录》时 ，
他是为了搭设一个蓬架，好在上面铺上他自己评注的葡萄藤；真可以说，这些书至少四分
之三的文字是伯希和的工作。有时伯希和自己也承认他的评注過量。在“Le Goja et le
Sayyid Husain de l’Histoire des Ming” 这篇文章的第197页（！） ，他笑自己，“
Le présent mémoire para?tra bien long pour un sujet assez mince（就其主题之窄
小而言，这篇报告是相当长的）”。

完整文献的翻译者必须处理文献中所有的困难。伯希和却倾向于避免这种束缚，他只选译
那些他有兴趣并准备要解决的段落。他對自己的蒙古语、突厥语和拉丁语的信心，比不上
他的中文。正如已经提到的，他对《蒙古秘史》的翻译一直停留在梗概阶段，就我所能看
到的，他唯一翻译完整的较长的突厥语文献是《回鹘文版的Kalyānamkara和Pāpamkara王
子的故事》（La version ouigoure de l'histoire des princes Kalyānamkara and Pā
pamkara） 。

由于對於任何宣称能够解释世界如何运行的理论有种合理的不信任，他从未能促使他自己
去写一部综合性的专著（synthesis）。伯希和当然不是一个历史学家，而且他缺乏从事这
一职业所必备的基本素质：他不能，或不愿去区分何者重要与何者不重要。有一次——这
可真是我最喜爱的一件有关伯希和的个人趣事——我鼓动起全部的勇气向他提出这个问题
：“大师（Maitre，这是我们那少数几个被选定的子民对他的称呼），为什么您要浪费您
的时间，为什么您把您那令人难以置信的知识，用于澄清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呢？” 我正
担心天空会裂開，闪电会将我霹倒，我会被抛进永恒的黑暗之中，可是这种种情况都没发
生。伯希和看着我，愉快地回答说：“那让我觉得好玩啊，塞诺，那让我觉得好玩 ca m'
amuse, Sinor, ca m'amuse）！”这是解答他多方面活动的钥匙：他做他喜欢做的事情。


他在所有關於东方（那时候我们并不羞于使用这个名称，我现在仍然不）的東西上的渊博
知识，使他成为亚洲学会理想的会长。开会时，一个报告刚刚开始，伯希和看上去就已经
睡着了；报告刚刚结束，他就对报告所涉及的主题作出中肯的评论。作为一个年轻人，我
在发表文章方面没有遇到任何问题，我也从未把文章投寄给期刊等候批准。并非毫无忧惧
地，我只要把文章交给伯希和，几天以后，他便会通知我，他决定是发表在《通报》上或
是《亚洲杂志》上。他在编辑决策方面是相当开明的，他会接受一篇即便他在一些问题上
不同意作者意见的文章。在他身后出版的《金帐史札记》 （Notes sur l’histoire de
la Horde d’Or）的最后一条脚注里，责备我犯下了“至少两个相当严重的错误（au moi
ns deux erreurs assez graves）”，他所说的我的错误，是在一篇他接受并发表在《亚
洲杂志》的文章里。接受我的手稿时（也许他懒得去读？），他可没有提这些问题。伯希
和很少對他人文章的風格做修改，但他讨厌牆頭草式的、以“外交辞令”（diplomatical
ly）表达出来的观点。你必须以直白的方式陈述你的意见。他的这一倾向頗極端，以致于
他不能容忍第一人称复数 nous（我们）的使用，这种用法在法国学者中是非常普遍的，而要我用单数形式 je（我）。不管是好是坏，在用法文写作时，我对这种
做法保持了忠诚。

他是一个国君，如我们习惯称呼他的那样是“一个大人（un grand mandarin）”，并且，
就我自己来说，我从他的影响中获益巨大，远远超出了学术世界的狭窄范畴。当伯希和说
话的时候，法国学术界和政界都会倾听。1945年8月，当我们“赢了”“我们的战争”，我
厌倦了在一个德国小城里担任行政官员，我就给伯希和写信请他介入——我不知道该怎样
做——让我得以退役。他这样做了，可是那时我只能默默地感谢他了，那是1945年10月31
日，我正为自己的未来忧虑不安，双眼噙着泪水，仍然穿着军装，站在他的棺材旁边，我
想着，上帝会怎样向这个非凡的人和学者，揭示那些他是如此着迷地去探寻的、不重要的
秘密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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